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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风课堂(七) 新书荐读 --“别走和我相反的道路”
2021-07-07 09:37:19, ,    浏览次数:166

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,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。大会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。

 

图为中共五大会址。郝思斯 摄

 

本书编写组 编写 中国方正出版社

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,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。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。王荷波、杨匏安、许白昊、张佐臣、刘峻山、周振声、蔡以忱当选为中央监委委员,杨培森、萧石月、阮啸仙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委委员,王荷波任主席,杨匏安任副主席。

中央监察委员会的10名委员中,先后有8人英勇牺牲,只有一人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,无一人叛党。在血与火的考验中,他们用生命诠释了忠诚与担当的真谛。中国方正出版社最新出版的《首届中央监委委员传略》一书,系统还原了10名委员的革命足迹,展示了他们优良的作风,带给我们深切的感动与深厚的教益。他们的故事,也是一代代共产党人为理想信念矢志奋斗的光辉缩影。

“哪怕是最困难时候,仍要与党保持一致”

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“钙”。没有理想信念、理想信念不坚定,精神上就会“缺钙”,就会得“软骨病”。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8名烈士用坚贞不屈的言行印证着对理想的坚守,用年轻的生命诠释着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追求。

坚守理想信念,就要保守革命气节。8名烈士中,有6名是不幸被捕后,牺牲在刑场上的。面对敌人高官厚禄的利诱,烈士们共同的选择是慷慨赴死,英勇就义。1931年7月,杨匏安因叛徒出卖第四次被捕入狱。他严词拒绝了蒋介石以及多名国民党要员的劝降,斩钉截铁地表示:“死可以,变节不行!”自知必死无疑,他给家属带出仅有的一张便条,明确说明:“近日有南京旧识去劝过我,我不为所动。家人千万不能接受那些人的钱与物。”

为了一个共同的追求,他们始终坚贞不屈,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。王荷波被捕后,用假名和敌人周旋,后来被叛徒指认,仅承认了真实姓名和叛徒指认身份,而对党的机密,任凭拷打,始终没有透露一个字。在狱中,王荷波一有空就与狱友们谈论革命的胜利,深信共产主义在中国一定能够实现。

“革命处于低潮,仍要充满对革命胜利的信心。哪怕是最困难时候,仍要与党保持一致。”乐观主义精神,体现在烈士留给后人的字里行间。书中整理了杨匏安和蔡以忱的就义诗,体现革命者“笑”谈人生。为劝勉思想发生动摇的狱友不要苟且偷生、应为革命取义,杨匏安在牺牲前写下《示难友》:“慷慨登车去,相期一节全。残生无可恋,大敌正当前。知止穷张俭,迟行笑褚渊。从兹分手别,对视莫潸然。”蔡以忱抱着“让人民生活得更好”的理想积极投身革命工作,就义前同样赋绝笔诗一首,“笑”对生死:“申鸣大义臣,仗剑扫烟尘。横刀眉梢笑,忠贞掩昆仑。”把自己的笑容,永远镌刻在党史的丰碑上。

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8名烈士,牺牲时平均年龄34岁,年纪最大的45岁,最小的张佐臣只有21岁。如今,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川沙烈士陵园的展墙上,杨培森的两句话格外醒目。一句是:“我看党为平民谋事就是好,即使砍我脑袋,我也要参加共产党。”另一句是:“一个人能为天下劳苦工人的解放多做些事,打倒了反动派,大家安居乐业,不就是顶好的事吗。”这两句话,也是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的共同心声。他们以自己的热血青春,发出最后的呐喊:“革命终究会胜利,你们定要坚持斗争下去。”

“党的一切决议、调遣等,每个党员应当绝对服从”

中共五大召开时,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数量从四大召开时的994人发展到57967人,“已变成了真正群众的党”。党员队伍的迅速发展以及革命形势的复杂多样,要求党加强自身建设,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。

中央监委设立的目的,是“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”。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,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。要想让这个传统和优势发扬下去,中央监委委员的人选,必须是政治过硬、能够模范遵守党的纪律、让党放心的人。

本书从客观真实性和内在逻辑出发,再现了当时日趋险恶的局势下,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后的工作重点。1927年5月到7月,中央监察委员会依照党章规定,先后对未能执行党的决议、没有完成工作任务的党员进行问责,并按照党纪严肃处理。1927年6月27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了关于党员处分问题。这些举措,凝结着以王荷波为首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心血,也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维护党纪的作用。

 1927年8月7日,中共中央召开“八七会议”,王荷波、杨匏安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出席会议。对白色恐怖环境下党的纪检监察工作,这次会议通过的《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》作了严格规定,“严守党的纪律尤其为秘密党之必要条件”“党的一切决议、调遣等,每个党员应当绝对服从,不论其地位如何都应如此”“凡破坏纪律者,都应从严惩办”。王荷波为加强白色恐怖环境下党的纪检监察制度建设,为挽救党的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。

“正人先正己。”这是阮啸仙对自己和身边同志提出的要求。1934年初,阮啸仙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审计委员会主任。他提出,凡事必须以身作则、以身示范,才能树立起一种正气、硬劲。没有正气难以审查出问题,没有硬劲难以除弊。为此,他制定了“六不准”工作纪律:不准偏听偏信;不准弄虚作假;不准漏查和做不精确统计;不准徇私用情;不准吃馆子或吃公饭,外出审查一律自带干粮;不准收受被审人员任何物品。同时,他拟写了《审计条例(草案)》,对审计的责权以及其他要点作了清晰规定。他说:“凡是贪污腐败分子,没有一个会甘愿承认的。只有严格审核,把握证据,才能逼使贪污分子缴械投降。”

  细节中见品格。“为人要正直,要为百姓着想,不要找组织的麻烦。”蔡以忱32岁牺牲,但他短暂的一生却时刻体现出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,用纪律作为衡量行动的标尺。守纪律讲规矩已经成为他的自觉养成和政治习惯,并通过他的身体力行润物无声地传递给子孙后辈。受蔡以忱的影响,其家属和后代也都严于律己,为人正直。作为烈士的后代,他们时刻谨记的,是要牢记先辈教诲,做一个正直自律的人。

“公家的钱,一分一文都不能要”

“对我的子女加强革命教育,继承我的革命遗志,千万别走和我相反的道路。”这是王荷波就义前夕,对党组织提出的唯一请求。

共产党人是重情义的人,尤其是面对亲友。但在国与家、义与情之间,他们选择的是为国尽忠。8名烈士把对亲友子女的感情化为一道道“规矩”,把忠诚与献身精神融入家风,照耀后人。

大革命时期,找杨匏安办事的人很多,他给家人规定,不准收取任何人包括亲朋好友的钱财、礼物。书中记述了杨匏安给家人立“家规”的故事。家人曾因为疏忽,接受了来访者的两盒月饼。杨匏安不仅再次向家人讲清不能收取外人任何礼物的“家规”,而且想方设法把月饼退回去。他的两个不足8岁的孩子玩耍的时候,在几个装过捐款的草袋里发现一枚两角钱的银币。杨匏安告诉孩子:“这是公家的钱,一分一文都不能要。”

“为官清廉,一丝不苟,称得上是模范。”这是周恩来对杨匏安的评价。

 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。大革命失败后,杨匏安一家人曾一度生活极其困难。“上有年迈的老母,下有几个嗷嗷待哺的小儿女,杨匏安只得夜间帮家人推磨做米糍。”如此险恶环境,他却安之若素。“再苦再累,我们也要革命到底。”这是他始终鼓舞家人的话。他挤出时间编译出版了《西洋史要》《地租论》等,这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著作“至今仍焕发着光辉”。

 90年过去,杨匏安的雕像静静耸立在广东省珠海市香炉湾畔,他的两个儿子也长眠在雕像后方的两棵柏树下,没有墓碑,甚至没有任何标识。他们都是中共党员,一辈子忠于革命、忠于党。

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,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。烈士牺牲后,他们的名字始终被历史铭记,他们的忠诚与献身精神在后人身上传承,在他们的出生地、工作地和牺牲地被人们纪念、弘扬。首届中央监委委员们,在用自己宝贵的生命生动诠释革命忠诚、共产主义信仰忠诚的同时,也为后人留下了以忠诚与献身精神为主要内核的英烈家风。透过《首届中央监委委员传略》中一个个故事,感受到一名名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和信念,以及他们对党、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忠诚,领略永不湮灭的精神。再读此书,深以为对烈士事迹的追寻,将会激励着、感染着全国各条战线上的每一位同志,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忠诚奉献自己的力量。

来源: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